痔疮有什么症状表现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被日本统治长达五十年之久的朝鲜获得独立。五年后，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中朝双方与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约，以纬度38度线为界分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两个国家。从地缘政治和执政党性质来看，中国与朝鲜之间是“同志加兄弟”，但从文化传承来看，韩国更多的保留了中国文化传统，对中国古典文的研究也主要在韩国。中韩之间学术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中叶新罗国善德女王时代，但作为具有现代学科意义和独立价值评判标准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却是二战以后的事。1992年的中韩建交，更把这种研究推倒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韩国现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程

　　二战以后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可分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三个阶段：

　　1、1979年前，主要是以介绍和普及性为主，而且限于《诗经》、《楚辞》、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中国古典文学中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据韩国学者统计，从1950年到1979年，共出版发表这类论著254种，其中五十年代28种，六十年代48种，七十年代178种。整个五、六十年代，汉代作家作品只有5种，明、清 共5种，其余皆是上述作家作品。[1]这个时段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译注和介绍等普及读物有张万荣的《中国诗集》（正养社，1954），任昌淳《唐诗精解》（1956），李丙畴《杜诗谚解批注》（通文馆，1958），《杜诗谚解抄》（探求堂，1959），李元燮《唐诗》（玄岩社，1973），张基槿《陶渊明》、《李太白》、《杜甫》、《白乐天》（大宗出版社，1975），辛夕汀《唐诗》（正音社，1976），金学主《诗经》（探求堂，1980）等。此时也有少量研究论文出现，如硕士论文有张基槿《生活诗人杜甫的本领》（1954，汉城大学），许世旭《李杜诗比较研究》（1963，台湾师范大学），陆完贞《中国女词人叙录》（1965，台湾师范大学），金钟培《清真词订释》（1967，台湾政治大学），白贞喜《南渡三词人生平及文学研究》（1972，台湾大学），李章佑《韩退之散文研究》（1965，汉城大学），柳晟俊《王维诗考》（1968，韩国外国语大学），李章佑《韩昌黎文体研究》（1968，台湾大学）；博士论文如许世旭《韩中诗话渊源考》（1968，台湾师范大学），柳晟俊《王维诗与李朝申纬诗之比较研究》（1978，韩国外国语大学）等。但这些论文多是在国外即中国台湾地区高校完成的，并不能代表当时韩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水平。唯徐镜普《宋词形式考》（1958）、《近体诗形式考》（1959），柳晟俊《唐代古风格律考》（1977），陆完贞《宋词体制与音律关系研究》（1970）则是韩国首批研究中国诗歌格律和形式的专论；金龙燮《白乐天研究》（1957）、车柱环《女词人李清照生涯》（1958）、《韩国词文学研究》（1－5）（1964－1965）、《<高丽史·乐志>唐乐散词校释》（1967），张基槿的《李白诗传》（1972）、赵钟业《杜牧七言绝句初探》（1977），柳晟俊《李商隐诗风考》（1977），李章佑《李商隐诗研究》（1978）等，则是诗词方面首批作家作品论；1968年8月，金学主在《东亚文化》第七期上发表的《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则是韩国第一篇研究《西厢记》的论文，皆有开创性意义。在这个时段，诗学理论方面也产生两部专著：李炳汉《汉诗批评的体例研究》（通文馆，1974）和金学主《汉代诗研究》（广文出版社，1974）。前者分析论证中国古典诗歌批评体例特征及其演变过程，以系统周密著称，后者分析汉代韵文的时代特色及其流变，以论证严密为其特色，对韩国汉诗研究的现代化皆起奠基和导向作用。

　　六、七十年代韩国还出现了两种仿中国古代诗话的“新诗话”，一种是朴汉永的《石林随笔》，另一种是李家源《玉溜山庄诗话》。朴汉永（1870-1948）,十九岁出家，是位诗僧，《石林随笔》由法宝院1962年印行。诗话中记载了作者对严羽《沧浪诗话》以及袁枚《随园诗话》、洪北江《诗话》《阮堂诗话》等清诗话的品评，对清初诗人评价，诗话中记录的韩国李朝时代汉学家金正喜在中国与乾嘉学者阮元翁方纲交往情况，以及其《阮堂诗话》对清初王士祯、朱彝尊、钱谦益、吴伟业等诗人诗派的评价，不仅在中韩学术交流史上有极高的价值，而且见解也独到，可供我国学者在研究批评史时参考。[2]李家源（1917－1972），历任韩国成均馆大学何延世大学教授，其《玉溜山庄诗话》为韩国诗话的带有总结性的一部著作，全书10多万字，分为“绪言”、“本论上”、“本论下”、“结语”四个部分，像一部专著，书中以讨论韩国汉诗为主，对中国诗话、中韩文学关系亦有研讨，体现韩国新诗话特色，也是中韩学者对“诗话”的定义、范畴产生歧义的动因之一。书后有中国学者蔡茂松所写的“跋”，认为此书“集海东诗话之大成，精取广列，用判雅正”，并预言“此书不久即可广传于我中华文士”，亦可视为中韩学术交流史上一例。[3]

　　2、1981年到1992年。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经济的起飞，高等教育得到较快的发展。水涨船高，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无论是研究队伍、经费投入都得到很大的充实和加强，反映到研究成果上，不仅论著数量显著增加，研究面也在拓广，研究深度也在加深。12年间，共产生研究论著1009种，相当于1950年到1979年三十年间研究论著的3.9倍[4]。从研究面来看，唐代仍为历代之冠，六朝和宋代文学研究则有大幅增长：1950年至1979年研究六朝文学的论著为58种，宋代文学为24种；1980年至1992年六朝文学研究增至为119种，为前三十年的2倍多；宋代文学研究增至为141种，为5.8倍多。研究面也从《诗经》、《楚辞》、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中国古典文学中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拓展到各个时代的多数作家。如汉代文学从前三十年的19篇拓展为36篇，明代由前三十年的9篇增至36篇，清代由前三十年的10篇增至62篇。据岭南大学李雄吉统计，1985年到1987年三年间，明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就有13篇，其中文论研究1篇，杂剧研究1篇，其余11篇皆是小说研究，诗文研究则付诸阙如。清代文学研究8篇，其中诗文及理论研究3篇，其余为《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孽海花》和《老残游记》等小说研究。六、七十年代没有触及的元代文学也出现三篇杂剧方面的研究论文：金明学《<梧桐雨>研究》，金光永《元代杂剧研究》和李龙镇《<汉宫秋>研究》。[5]这个时段的研究手段也呈现多样性，研究层次也有所拓深。以宋代文学为例，岭南中国语文学会的会刊《中国语文学》分别在1986年和1988年刊出两期特辑： “苏轼特辑”和“宋代文学特辑”。在“宋代文学特辑”涉及宋代和中国古代文学和音律研究的论文有12篇，其中传统的考证校补3篇，文艺学研究的3篇，接受史方面1篇，普及介绍1篇，另有4篇语言音韵方面的论文，讨论宋代官撰韵书的得失和《广韵》谐声偏旁的古音来源，讨论还是相当深入的。“苏轼特辑”涉及苏轼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论文12篇，其中传统的考证校补3篇，思想研究和文艺学研究5篇，接受史1篇，书法绘画研究2篇，资料索隐1篇，无论是研究者的考察角度还是编辑者的选题方向都考虑到研究手段的多样性和研究层次的拓深。况且，出某一作家和断代文学的研究专辑，这本身就是研究层次拓深的表现。

　　在这个时段的研究专著还有：金时俊《毛诗研究》（瑞麟文化社，1981），车柱环《中国词文学考论》（seoul大学校出版部，1982）、《中国诗论》（seoul大学校出版部，1989），河运清《李商隐诗研究》（通文馆1985），柳晟俊《王维诗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7），宋龙淮《秦观词研究》（岭南大学出版部1989），柳钟睦《苏轼词研究（中文出版社，1993）等。

　　3、1992年以后。1992年8月中韩建交以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明显增多增强：在电影电视方面，中国掀起“韩流”热和一批韩国影星的追星族；在传统文化方面，汉学则在韩国引起更大的学习和研究兴趣。大批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汉语言文学，其规模大大超过当年的遣唐使；韩国国内有150多所大学开设了与中文有关的系、部,从事中文教学的教授约有800名,几十个系、部已开设硕士和博士课程。[6]据韩国学者统计：1950年至1990年韩国学者发表的有关中国诗歌研究的论文、专著约有1282种，1991年至2004年8月，则为1118种，相当于前四十年的总和。[7]

　　1992中韩建交以后的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带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一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认识更加充分也更为理性，更注意两国之间学术交流和沟通。在2003年8月，在韩国中国学会召开的“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上，东国大学吴台锡教授就提出中国诗学主导东亚地区人文传统这一观点，他认为：从人文文化传统的观点看，顺天依地的中国农耕文化与克服自然的欧洲海洋文化是不同的，“中国诗发源于天人合一的自然地理文化背景，与修己治人的人文文化精神结合，主导东亚特有的人文文化传统” 。[8]韩国学者柳晟俊也认为中韩建交以后的韩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韩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国文学是一门很有研究价值的学问,又是很有希望的研究领域。这种认识上的变化在20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9]

　　鉴于这种科学理性的认识，韩国学者很注意两国之间学术交流和沟通，韩国的一些研究汉学和中国文学的主要学会如中语中文学会、韩国中国学会、岭南中国学会每年的年会都会邀请中国海峡两岸的学者参加，也都有专文介绍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情况。以笔者近年来参加的研讨会为例：2002年5月，韩国中语中文学会在延世大学召开“两岸中国语文学五十年研究之成就与方向”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台湾东吴大学王国良论文为《近五十年来台湾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之评述》，上海戏剧学院陈多《新中国五十年间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之动态》，台湾成功大学陈万益《<台湾文学史>撰述的成就与检讨》，北京大学张少康《五十年来海峡两岸<文心雕龙>研究的成就》，南京大学莫砺锋《中国宋诗研究之动向与成就》，笔者的《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比较》等。2003年8月，韩国中国学会在汉阳大学召开“中国学研究方法论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韩国东国大学吴台锡论文为《中国诗在韩国的研究方法论》，柳晟俊《1998年以来中国大陆唐诗研究之概况》，台湾东华大学谢明勋《台湾地区六朝志怪小说研究之回顾与前瞻》，韩国檀国大学许庚寅《广东地区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笔者的《二十世纪中国宋诗研究历程及前瞻》等。2005年9月，韩国岭南中国语文学会在威德大学召开“岭南中国语文学会2005年国际学术大会”上，中国湖州师范学院俞允海论文为《中外语言学史的对比与研究》，韩国岭南大学金周淳《韩国陶渊明研究》，笔者的《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宋人小说研究》等。撰文总结、评述，并向中国学术界介绍韩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情况，这也成为当前韩国学者学术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1992年以来，韩国学者仅在中国大陆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就有：柳晟俊《1995年以来韩国国内唐代文学研究之概况》（台湾《中国唐代学会会刊》，1998年），《韩国国内中国诗歌研究之概况》（南京大学《中韩文化研究》，1999年），《韩国国内唐代以前中国诗歌研究之回顾与展望》（南京大学《中国诗学》，1999年）《韩国唐诗研究之回顾与展望》（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韩国唐诗研究的新动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朴宰雨《韩国〈史记〉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文学遗产，1998年），《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历史与动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海上论丛》，1998年）等，这些文章都不是简单的情况介绍或资料罗列，而是表现了作者学术史的眼光和理论分析的深度，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

　　二是趋向大型化、系统化，注重从基础工作做起，更带有学术总结性质。1993年韩国的中央研究机构“大韩民国学术院”发起对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进行整理和回顾，编纂《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论著解题》，分为“诗歌、批评”、“词、曲”、“小说”、“现代文学”四大类，由14位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分类整理出版，参加整理的高丽大学徐敬浩教授还编撰了一部《国内中国语文学论著目录》，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十年后，延世大学古籍研究中心教授全寅初主持《韩国典藏汉籍文献》整理，参加者有金长焕、崔溶澈、徐敬浩等韩国的汉学家。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收彔编辑了12,500多种韩国收藏的中国典籍，为韩国学者乃至世界各国学者研究韩国的汉学史以及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韩国忠南大学赵钟业教授则汇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从韩国诗话的开山之作高丽时代李仁老的《破闲集》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李家源的《玉溜山庄诗话》，丛编共收集七百五十年间129种韩国诗话，编成17卷，于1996年由韩国太学社出版，此是编者穷毕生之力而完成，也是到目前为止对韩国诗话资料收集最完备的资料汇编。韩国学者李章佑、车环柱等在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的资助下，正在编撰《中国文学研究史长编》，这套大型资料将汇集朝鲜半岛自三国时代和高丽朝以来所有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论著以及学者资料，海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动向，为编写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史”提供资料和学术参考，定期在《中国语文学》上发布。

　　岭南中国语文学会则定期刊出《近刊学术资料目录》。“目录”分为韩国国内和国外（包括大陆、台湾和欧美等）两大类，最近三年内发表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目录。其分类方法与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分类法同，以便跨国查阅检索。岭南中国语文学会的编辑部还刊出大陆、台湾所有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机构和人员名单大学，分为综合大学、师范大学（其中大陆部分又分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华东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六个地区）；研究机关（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上海的出版社等）为研究者提供研究线索和联系方便。

　　三是学术视野更加开阔，更加强调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的多样化。

　　比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

　　注意拓展研究范围，强调接受多种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在实践中也更加自觉地进行尝试。韩国外国语大学柳晟俊教授在总结韩国近二十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时即把“研究主题更加广泛，形式日趋完备，研究方向已形成多样化”作为主要成果来肯定。[10]东国大学吴台锡教授也认为韩国的“中国诗研究，特别在研究观点、视野、对象、研究方式上，包括学科间研究，有走向多样化的努力”。作者肯定这种努力，他认为“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还需要受容西方文艺理论…….特别是现代语言哲学的思维跟中国文人的直观综合的思维是有所相通的，学科之间的研究也可能提供我们更多思维的机会。因此对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单独研究，也可以进行比较研究”。[11]

　　在研究实践中，作家生平、生年和著作版本的考述，文学集团、文学风格的群类研究、体派研究，文学体裁的体制、声律研究、发展史中的流变研究、时段研究，以及总论、综论的宏观研究等；在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上的考证训诂等文献学研究方法，知人论世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文艺学研究方法，以及比较研究、接受美学以及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等西方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其中以比较研究为多。比较研究方面：白贞喜《韩中词比较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中国学论丛第9期，1992），车环柱《韩中词文学的比较研究》（冲击与调和：东方文学比较研究丛书，1992），林英焕《苏轼与李奎报词特征比较》（中语中文学27期，2000），元钟礼《杨万里与袁枚对性灵美感的比较》（国际中国学研究6辑，2003）等。着眼于生平文学考论的如：李甲男《<后西游记>考》（中国语文学46辑，2005），安炳国《骆宾王生卒年小考》（1995），宾美贞《中国始祖神话试探》（中国学报46辑2002）等。文学体裁的体制、声律研究方面如：柳钟睦《联章词的发生与发展》（中国文学26期，1996），金鲜《词体疏密试论》（中国语文学志第6辑，1999），南镇哲《唐代论说文体讽喻文考察》（中国语文学46辑，2005），李京奎《词律研究》（文镜第4号，1992）等。学术史、接受史方面如：金周淳《金元时代的陶渊明研究》（中国语文学46辑，2005），金鲜《传统词学观点之总结与后续发展》（中国语文学志第5辑，1998），李章佑《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变迁》（韩国中国学会《第23次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2003），吴台锡《中国诗在韩国的方法论》（同上）等。地域文学研究如车美京《戏曲舞台的色彩与中国人的色彩观念》（同上），许庚寅《广东地区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同上）等。时段研究方面：柳晟俊的专著《初唐诗与盛唐诗研究》（国学资料院，2001）, 柳钟睦《密州、徐州时期的东坡词》（李炳汉教授华甲纪念论文集，1993）《第二次杭州时期的东坡词》（中国文学31期，1999），李钟振《苏轼黄州时期词》（中国文学28期，1997）等。文艺心理学研究方面如：黄永姬《张炎的隐逸心态与对神仙世界的寄托》（世明大学论丛第7辑，2000），柳晟俊《王梵志家庭伦理意识考》（中国学报46辑2002）。原型批评方面如：郑在书《为违反的神话论：关于第三神话学的建立》（韩国中国学会《第23次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2003），结构主义分析如宋伦美《<玄怪录>叙述结构的顺序性分析》（国际中国学研究6辑，2003）等。

　　目前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韩国学者柳晟俊以唐诗研究为例，认为至少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引用诗文的韩译不够准确，误译不少”； “古典诗歌研究人员的比例正在减少，优秀人才向语言及现代文学领域”；“忽视诗话、散文、小说等方面的传统理论，往往倾向于美学等西方美学理论”；“应提高人们参与韩国汉文学研究的意识，保持以韩国汉文学为主的研究态度”。[12]

二、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特征及相关思考

　　出于地域政治、民族习性和其思维方式，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着独特鲜明的研究特征，认清和思考这些特征，对扩大中韩之间学术文化交流，对加强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乃至认清我们民族自身的特点都是有相当帮助的。

　　1、汉学是韩国主流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推动和孕育了韩国主体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从文化传承来看，韩国比世界其它国家更多的保留了中国文化传统。无论从“中语中文科”在大学所占的比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队伍所占的所在国人口和研究人员比例，还是从中国古典文学在所在国的主流文化中的位置，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韩国对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和吸纳，虽不排除对中华文化的仰慕，但主要是为了韩民族自身的文化建设，而且在其接受过程中本民族的文化意识也在逐渐上升，随着本民族主体文化的养成和强大，就会有意识地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进行切割、屏蔽和取代。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现实需求，更加速了这个演进过程。

　　我们知道，古朝鲜没有文字，无论是三国时代的高句丽、百济、新罗，还是统一后的新罗时代和高丽王朝，上层贵族普遍使用汉字，因此汉文化的主体儒家学说自然也就成为古朝鲜的主体文化思想。但到了十五世纪中叶的李朝世宗时代，随着韩文字（训民正音）的创立，韩文文学遂逐渐取代汉诗文成为朝鲜文学的主潮。朝廷重臣卢思慎、姜希孟着手编辑从高丽到李朝五百年间的韩国人诗文总集《东文选》，以此取代《昭明文选》和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编选的《文章正宗》作为韩国文人的范本。与此相似的还有成宗五年（1474）成书的徐居正的《东人诗话》。这部诗话不再像韩国诗话的开山之作李仁老的《破闲集》那样，注意将韩国诗人所作的汉诗与中国诗人诗作作横向比较，意在表彰师法中国诗人又有创意的韩国诗人。也不像高丽朝杰出的诗人李奎报的创作谈《白云小说》，集中表达对宋代诗人梅尧臣的仰慕，而专论韩国作家作品。也正因为如此，这部诗话被开始强调民族文化的李朝文人称为“自有诗话以来，未有如此精切者也”[13]。但从其诗歌理论和品评标准来看，强调“先气节而后文藻”，谓“古人作诗，无一句无来处”，提倡“以故为新”、“换骨法”、“翻案法”，化腐朽为神奇之法，实际上仍是在祖述宋代尤其是“江西派” 的诗歌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也是如此，李朝文人金习时（1435－1493）创作的《金鳌新话》，是朝鲜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它的形式、体制乃至语言风格、表现手法，皆是模仿中国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但却道道地地是个朝鲜故事：内容上以古代朝鲜的历史事件或现实生活为题材，以古代朝鲜的自然风光、民俗民情为背景，表达一个民族的欢乐和悲哀，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格，为朝鲜民族小说起了很好的示导作用。16世纪末到17世纪上半叶的朝鲜汉文小说，如《企斋记异》、《元生梦游录》、《皮生冥梦录》、《挞川梦游录》、《云英传》、《崔陟传》、《周生传》等皆以此为典范。所有这些，都显示出韩国民族文化本位心理的觉醒。十九世纪中叶，朝鲜文学的主流意识已十分强烈并积极争取自己的地位，汶上散人作《东厢记》就是一个典型个案，这是朝鲜第一个“国剧”，从名称来看，就是要与中国的《西厢记》相对。作者不仅在情节上有意追求比《西厢记》更为曲折，特别是剧中描写的婚礼风俗不再是《礼记·婚礼》的汉家式样而完全是朝鲜式的，一些韩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也有意识强调这一点，如金台俊在《朝鲜小说史》中说：“这部作品，由于美丽的爱情故事和文人的巧妙表现，提高了剧的内容，其结果，使读者产生浓厚的兴趣，越发被这部作品所吸引。特别是作品描写的婚礼风俗完全是朝鲜式的，不能不说，有人要激烈的拒绝仅把它视为中国文学支流的看法”。

　　至于当代，由于地域政治、意识形态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驱动，这种切割、独立和取代意识在文化上的表现更加强烈。近年来，韩国国内正掀起一股“正名”的文化潮流。建都已六百年定名为汉城的国都已改为韩语发音SEOUL的新汉字“首尔”，韩国的“汉医”亦已更名为“韩医”，有的学者还主张一并将流经汉城的“汉江”改名为“韩江”。最近，韩国的史学界又正在为把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高句丽”作为朝鲜历史的一部分，而与中国史学家大打笔墨官司的事件。

　　韩国这种对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从仰慕、吸纳再到屏蔽、切割、独立的演进过程，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对韩国学者和政治人物来说，对此认识是很理性和自觉的。上世纪末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是韩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新文化运动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发扬光大韩国的文化传统。正是在他的亲自干预下，代表着韩国古文明的庆州文化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保护，特别是新罗金氏始祖金阙智的鸡林遗址，为繁荣新罗文化和统一三国作出重大贡献的善德女王陵墓以及她所在的佛国寺景区，供奉着统一三国的新罗太宗武烈王、文武王和金庾信将军灵位的统一殿等皆大加修缮、广为宣传。为了让这些文物显得崇高庄严，不至于淹没在林立的高楼之中，韩国文化部还规定，庆州的现代建筑物楼高不准超过五层。金大中的这些措施决定于他的文化定位和国家理想：1998年，当时还任总统的金大中在谈到新政府文化观光政策时说：“从历史上说，我国文化主要是在吸收外国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而形成并发展了我国的固有文化”。[14]吸收－养成－切割－独立：金大中的这一文化政策实际上也是韩国学者的共识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目的之所在。韩国外国语大学柳晟俊教授在谈到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目的时说：“韩国中国文学研究家的最终研究目的，在于参与韩国汉文学研究并为真正确立其地位作出贡献”[15]。淑明女子大学“中国学研究所”是韩国颇有影响的一个中国文学研究单位，有研究人员五十多人，它的研究宗旨就是“对中国的学术文化进行综合研究，为创造本国新的历史和树立新的价值观作贡献”。[16]

　　其次，这种对外国或外民族文化从仰慕、吸纳到屏蔽、切割再到取代、独立，不仅是韩国所独有的文化现象，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文化心理，即本位文化心理的表现。明治以后日本思想界发生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汉学从主流文化的中心位置上后退，形成汉学、国学、洋学三学并立的地位。到后来干脆将“汉学”改为“东洋学”，以便将日本人写的“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彻底切割开来。明治时期的汉学家太宰春台和本居宣长等人，强调的则是日本文学的民族特性，将日本文学与“汉学”剥离开来，如太田青丘的《日本歌学与中国诗学》，就非常强调“日本歌学在摄取那一时代的中国诗学，化为自己血肉”的过程中，“日本人并没有抹煞自己的本质而汲汲于学习他人”。他举日本第一部歌谣集柿本人麻吕等人的《万叶集》为例，指出虽受中国《文选》辞赋的影响，但并不像中国辞赋流于为铺陈而铺陈，为文饰而文饰。欧美也是如此：盛行于二十世纪初的英美意象派代表人物庞德的《神州集》，无论是创作理论、创作素材还是写作技巧都明显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但有些西方学者还是不承认这一点，美国学者休·肯纳说：“与其说《神州集》是中国产品，倒不如说是美国产品更令人注目”。美国著名诗人艾略特甚至认为《神州集》的风格“与中国灵感并无多大关系，它是庞德先生自身风格的发展”。老庄哲学思想在德国表现主义文学运动中曾流行一时,但最终却归于沉寂，也是一例。

　　对于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本位主义，无论是其形成的历史还是当前的现状，我们都要有清醒和理智的认识：文化是一个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的概念,它是一个民族经过千百年积淀而形成的共同的民族心理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必然选择。不同的民族心理造就了不同的文化类型,从而形成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文化交流也由此而产生。然而,超地域的文化交流又不得不面临两大障碍：一个是地域隔绝,一个是心理的排斥。这二者使文化交流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形式与内容,引发各类矛盾与冲突,并折射出该时期各民族的文化心态。对于朝鲜这个民族来说，在历史上对周边大国有着太多的依赖，文化上不必说，就是在国家政治上也是如此：前段时间在中国热播的《明成皇后》说的就是1873年 高宗亲政后一段对周边国家的抗争史和依赖史：先是请求清朝政府派兵入朝镇压兵变，让闵妃外戚集团重新掌权；在日本暗杀有反日倾向的闵妃后，高宗又寻求俄罗斯的支持，宣布独立，成立大韩帝国，自称皇帝，追封闵妃为明成皇后。当这一切成为历史，韩国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后，国民的思想感情也起了微妙的变化：往日恭顺依赖的纪录成了今日不愿提起乃至刻意回避的历史，要抹去这种历史的集体记忆，当然首先要从历史文化入手，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回归文化本位主义，这个民族才有精神支撑点，才不至于切割之后造成本民族的文化真空。我想，只有看到这一点，才不会为当前的“中华文化热”和各国纷纷成立的“孔子学院”而盲目乐观，从而断言“21世纪是中国儒文化世纪”；也才能对世界各民族竭力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见怪不怪，以平常心待之，继而表示尊重和理解，不会误解为对方在“排华”和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唯有如此，世界各国才会国无论大小，文化没有尊卑，从而在文化领域创造出一个宽容和谐的世界秩序。

　　2、台湾学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对韩国学术影响深远

　　1992年中韩建交后，大陆与韩国的学术交往日渐频繁，但韩国的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中国文学研究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即已开始开始，其主要影响源于台湾学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在学术队伍构成上，在台湾高校完成学业的韩国学者占很大比例，以中国词学研究为例，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韩国共培养这方面的硕士16位，其中只有5位是在汉城大学或岭南大学完成学位，其余11位学位均在台湾完成学位，占总数的64%；从1982年到1998年共培养这方面的博士15位，其中有8位是在台湾完成学位，占53%。在诗文和小说方面也接近于这个比例。从当前韩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队伍现状来看：五十至七十岁的“长辈”绝大多数曾求学于台湾高校，成为台静农、代君仁、郑骞、屈万里、王梦鸥、卢元骏、潘重规、罗联添、邱燮友等台湾中国古典文学专家的弟子，这批台湾学者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构成了今天韩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重镇：韩国中国戏曲学会会长金学主，中国语文学会理事长李章佑，汉城大学中央图书馆馆长徐成道等皆于五、六十年代前期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或中央政治大学，车柱环、李炳汉、李锡浩、许世旭、全寅初、崔溶澈、? 柳晟俊、李宇正、高八美、 徐敬浩? 、俞炳礼、咸恩仙、全英兰、崔桓、李金奎、安炳国则在七、八十年代在台湾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当前韩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中坚力量，其中相当一部分在高校和研究所担任要职，具有相当的学术影响力。在台湾高校完成学业的更年轻的一代车美京、金元中、崔真娥、金卿东、李锡镇、朴永焕等目前也陆续成为学术带头人，是当前韩国古典文学研究界最活跃的一批学者。这种学术传承自然会深深影响着韩国的中国古代文学治学方向和研究方法。

　　在治学方向上，韩国学者喜作全方位考察，做那种包括作家生平、思想主张、作品内容、艺术风格、著作版本的包揽式研究，如《孟浩然诗研究》、《杜牧诗研究》（1993）、《王维诗研究》等，而这正是台湾学者的专擅。以韩国学者词学方面的学位论文为例：1965年到1993年近三十年间，韩国硕博士论文中关于词学研究的共32篇，其中属全方位考察即以《XX研究》或《XX试论》为题者为24篇，占75%，这24篇学位论文中有15篇是在台湾高校完成，指导教师为台湾学者，占这类学位论文的62%，如：白贞喜《南渡三词人生平及文学研究》（台湾大学1972硕士论文，指导教师叶庆炳），任日镐《宋代女词人及词作研究》（台湾政治大学1982博士论文，指导教师郑骞），俞炳礼《白居易诗研究》（台湾师范大学1988博士论文，指导教师邱燮友），朴钟劼《王安石词研究》（台湾东吴大学1990博士论文，指导教师高明），宋龙淮《子野词研究》（台湾东海大学1982年硕士论文，指导教师吴宏一）等。

　　在研究方法上则倒过来，多微观方面的观察和思考，论文以小中见大见长，如郑在书《李商隐咏物诗中的人生感慨——从咏花诗谈起》（中国语文学46辑，2005），尹顺《<山鬼>中的巫仪考察》（中国语文学11辑，1986），崔真娥《<驱傩行>中的傩戏》（中语中文学30辑，2002），金寅浩《文学中“归”研究》（中国语文学10辑，1985.11），宋龙淮的《晏殊感时词小考》（中国文学第9期，1982.12）等。这是台湾学者喜用的研究方法，如中央政治大学罗宗涛教授的《四杰三李之梦》、《唐代女诗人作品中的花》、《唐人咏云诗试探》、《李白诗中月亮之考察》等皆是如此，这当然会影响到他的弟子。

　　3、民间研究机构的普及和运作上的专业、灵活

　　韩国的学术研究有个很明显的特点：由民间推动，由学者自由组合，非常众多和普及，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但是这类学会就有二十多个，按人口或研究队伍的比例，远远超过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更不用说俄罗斯和欧美。其中最主要的：①韩国中语中文学会，成立于1971年，是韩国专门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最大的一个学术团体。成员包括韩国国内各所大学系部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学者近三百人。会址在汉城，现任会长是延世大学中文系全寅初教授。该学会的会刊是《中语中文学》，至2005年已出版32期。②“韩国中国学会”，创立于1962年4月，由汉阳大学、汉城大学、成均馆大学等20多所韩国著名大学200多位学者组成，会址亦在汉城，目前的会长是汉阳大学的孙叡彻教授，其宗旨是“研究和介绍中国的学术与文化”[17]，会内设有“文学”、“语学”、“史学”和“哲学”四个研究部，并出版有会刊《中国学报》，基本上每年一期，到2005年已四十九辑。另外从1998年起，每年还出版一期《国际中国学研究》集刊，至今已出版了九辑。③岭南中国语文学会，成立于1982年，亦是以研究中国语言文学为主。会址在庆北，成员以韩国中部的一些大学如岭南大学、大邱大学、庆州大学、威德大学等大学为主，亦有近二百名会员，现任理事长是岭南大学李章佑教授，会长是高丽大学的崔溶彻教授，其会刊《中国语文学》为半年刊，至2005年已出版46辑。其文学研究更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主，并出版了一些古代作家的研究专集。其余涉及中国文学研究的学会和学术刊物还有：韩国中国语文学会，学术刊物《中国文学》；韩国中文学会，《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学研究会，《中国学研究》；中国语文论译学会，《中国语文论译丛刊》；中国语文研究会，《中国语文学志》；东方汉文学会，《伏贤汉文学》、《东方汉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韩国诗经学会，《诗经研究》；韩国敦煌学学会，《敦煌学研究》；韩国中国戏曲学会，《中国戏曲》；中国小说研究会，《中国小说论丛》；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中国小说研究会报》；釜山·庆南中国语文学会《中国语文学志》；忠清中国学会，《中国学论丛》；延世大学中语中文学会，《文镜》；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语科理论与实践学会，《理论与实践》。韩国还有一个专门由华裔学者组成的“韩华学会” ，也是定期召开年会，并有会刊《韩华学报》。这些学会也有相当的规模，如韩国敦煌学学会，主要任务是开展国际交流和联合现场调查，有成员60多人，目前相当活跃；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成员中有教授、副教授60多人，新闻界和在国家高级研究机构任职的研究人员30多人，另外还有300多名从事中国学研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其宗旨是“通过各种学术交流和友好活动，加强同中国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的相互了解、开展有益于韩中人民友谊的学术文化交流活动”。除此之外一些大学还成立了中国文学方面的研究所，如淑明女子大学“中国学研究所”，有研究人员五十多人，主要集中 “对中国的学术文化进行综合研究”；建国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其宗旨是“对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法律、社会、文化诸领域以及朝鲜半岛统一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系统研究”，有研究人员70多人；中央大学“中国研究所”，其宗旨之一就是“通过学术界的深层次研究，预测中国的文化进程”，现有研究人员60多名。这些学会和研究机构的领导成员由选举产生，并由所组成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学术带头人轮流担任，参加会内学术活动为自费，并交纳会费供学会活动和出版学术刊物。领导人在任期内则积极向政府和财团申请、募集经费，并同中国大陆和港台的大学、研究机构广泛联络，共同召开学术会议和交换访问学者，很是活跃，如韩华学会的副会长、《韩华学报》主编许庚寅教授就向韩国工商界的“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申请了 “中国地域文学”研究经费，然后同广州中山大学合作进行“岭南文学”研究，亦同我联系过，要进行“新安文学”研究。

　　4、注意中韩文学以及学者、论著之间的比较研究，重视古、现代文学研究的相互渗透和交叉研究

　　各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都会产生一些有歧义的问题，韩国学者很注意对此进行集中探讨和比较，尤其是韩中作家作品以及学者研究成果之间的比较研究，这是韩国学者一种很好的研究风尚和学术传承，早在韩国诗话开山之作——高丽朝高宗时代李仁老的《破闲集》中，就注意将韩国诗人所作的汉诗与中国诗人诗作作横向比较，意在表彰师法中国诗人又有创意的韩国诗人。韩国杰出的诗人李奎报（1168—1241）在其创作谈《白云小说》中谈到自己对宋代诗人梅尧臣诗作认识上的转变：早年“读梅圣俞诗，实行窃薄之，未识古人所以号诗翁者。及今阅之，外若苶弱，中含骨鲠，真诗中之精隽也”。其中还谈到他与高秀英对韩国诗人李山甫《览汉诗史》的不同评价。[18]。对“诗话”这一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评论方式，其定义如何界定？它应包括那些范畴？中、韩、日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为此，韩国忠南大学在1999年7月召开“东方诗话第一次国际学术发表大会”，专门针对“诗话”的概念、范畴和定义展开研讨比较。会上中、韩、日学者虽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也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议就达成共识），但各抒己见、互相切磋，对“诗话”研究的深入和真理的接近无疑是有益的。主持这次大会的忠南大学赵钟业教授著有《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专事三国诗话在诗学理论、诗学批评和诗歌欣赏的同异进行比较。他穷毕生之力编纂的《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中也录存了大量论述中国诗歌以及中韩两国诗人诗作比较这类资料。另外，韩国的中国古代文学乃至中国学研究的一些学术会议主题往往都很具体、专门，强调两者之间的探讨、比较，不作“唐诗”、“宋词”、“元人杂剧”这类泛泛之论，如2002年5月，韩国中语中文学会召开的国际学术发表会，主题就是“两岸中国语文学五十年研究之成就与方向”，会上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语言学”三大类，对两岸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进行比较；2003年8月，韩国中国学会召开的“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主题是“中国学研究方法论探索”。专门探讨比较韩、日、欧美以及海峡两岸汉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区别与得失。韩国的国学资料院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陆续编辑出版了一套东方文学比较论文集，主要比较中、韩、日等国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研究理论、研究方法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差异，并列举若干个案进行分析，这套丛书题为《冲击与调和：东方文学比较研究丛书》，目前已出版3辑。前面提及的白贞喜《韩中词比较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索》、车环柱《韩中词文学的比较研究》，林英焕《苏轼与李奎报词特征比较》皆刊于其中。在研究论文方面，这类研究成果更多，如前面提到的柳晟俊教授多年来就致力于唐诗和韩国的汉诗之间的比较研究，陆续发表有《王维与申纬两人之诗风》《罗唐诗人交游之诗目与其诗》、《王维与李朝诗人之影响考》、《〈全唐诗〉所载新罗人诗》、《罗唐诗人交游考》等一系列论文，最近又有专著《王维诗比较研究》问世。在这本新注重中，作者着力于王维对韩国汉诗的影响研究，提出了王维诗对韩国汉文学的影响不亚于李杜、韩柳、欧苏的新结论。

　　另外，韩国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还很重视古、现代文学的相互渗透和交叉研究。韩国的中国文学教学不像中国大陆这样专业，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甚至古代文学中的先秦两汉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都有严格的分工，而且互不关涉，倒是有点类似台湾，许多学者都是兼跨古、现代文学，甚至语言学。如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姜启哲教授，研究重点是中国的古代戏曲，但同时也研究现代戏剧，发表过《中国新剧论稿》、《中国新剧与新月派》、《中国新文学与中国新剧运动研究》、《中国话剧研究》等论文。李永求教授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现当代小说，但他也写过不少古代文学的论文，《京本通俗小说研究》、《嵇康研究》、《嵇康之影响》、《钟嵘之〈诗品〉》等，同时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韩国文学之间的比较。朴宰雨教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主要致力于《史记》的文学性研究，1990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史记〉〈汉书〉传记文比较研究》，但与此同时，就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八十年代先后发表了《鲁迅的时代体验与文学意识》、《巴金的〈家〉和卢新华的〈伤痕〉》、《巴金的文学与思想》等论文。九十年代以后更将其主要精力转到韩中文学交流史方面，但对中国古典散文的研究也并未终止。柳晟俊教授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唐诗研究专家，但他也兼及新诗，对中国海峡两岸的现代诗歌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发表过多篇论文。

　　沟通古今，兼顾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将包括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是注重文学传统，将中国文学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很好途径；也是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体现当代人文关怀，以提供经验或揭示规律等方式来丰富和发展当代文化的一个很好选择。这样，古代文学研究才不会与当代社会疏离，才不会被边缘化，才会有鲜活的生命力。韩国的这种研究中国文学经验可以给我们以启迪。

注释：

[1]柳晟俊《解放而后到1990年代的中国诗研究概况图表》，《韩国学术资料》，人文社会科学编第2辑，大韩民国学术院，2001。下同

[2]邝健行等《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北京·中华书局2002.7，348页。

[3]邝健行等《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北京·中华书局2002.7，352页。

[4]吴台锡《韩国的中国诗研究试论》（韩国中国学会《第23次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2003.8。

[5]李雄吉《近刊学术资料目录（国内部分）》，岭南中国语文学会《中国语文学》14辑，1988.7。

[6]韩国中语中文学会《中语中文学》第35辑附录，2004年6月。

[7]吴台锡《韩国的中国诗研究试论》（韩国中国学会《第23次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2003.8。

[8]吴台锡《韩国的中国诗研究试论》，韩国中国学会《第23次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2003.8。

[9] 《韩国唐诗研究的新动向》，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1期。

[10] 《韩国唐诗研究的新动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2。

[11] 《韩国的中国诗研究试论》，韩国中国学会《第23次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

[12] 《韩国唐诗研究新动向》华南师大学报2005·1。

[13] 崔国华《东人诗话》“后序”，见邝健行等《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北京·中华书局2002，18页。

[14] 朝鲜日报2025-08-06消息：韩国文化观光部部长申乐钧向金大中总统报告新政府文化观光政策。

[15] 《韩国唐诗研究新动向》华南师大学报2005·1

[16] 冯敏、金基庠《汉学研究在韩国》，当代韩国，1998年夏季号。

[17] 韩国中国学会《国际中国学研究》第6辑，《韩国中国学会会则》。

[18] 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韩国太学社，1996，卷一。